特朗普减税的前景
美国国会年前通过了特朗普的减税方案。从今年1月起公司所得税率从35%降至21%，并全面下调个人所得税。消息传开，舆论一片哗然。有评论说，特朗普减税将推动美国经济强劲复苏，同时也可能会引发全球减税大战。为应对美国减税的冲击，国内有学者建议中国政府应未雨绸缪，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。
关于减税我曾写过多篇文章，算得上是减税的坚定支持者。事实上，自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也一直在推行结构性减税。据官方数据显示，2017年的减税额度已超过7000亿元，降费3000多亿元，共计1万亿元以上。现在的问题，是美国减税后对中国经济影响到底会有多大？我的看法，影响一定会有，但不会像有的学者说得那样夸张。至少目前尚待观察，当谋定而后动。
分析美国减税对中国的影响，首先要对美国减税的前景作科学预判。前景是未来出现的结果，见仁见智，人们的看法难免不同，所以对前景作分析需要有科学的方法。何为科学的方法？我曾说过，对未来经济行为的结果，只能用经济学逻辑推测，而不能用历史数据预测。逻辑重于数据，历史数据可以用，但只能协助逻辑推理，不能代替逻辑推理。
怎样推测美国减税的前景？根据经济学逻辑，我提出三个推论。
第一个推论：假若美国未来国债和政府支出规模不变，要维持政府支出的现行规模，则未来的应税收入增长必须高于税率的下降幅度。为何作此推论？让我举例解释：假定今年应税收入为10000亿，税率为30%，则政府税收为3000亿。假定明年税率下降至20%，政府要保持3000亿税收，应税收入就需增加到15000亿。这是说，税率下调10%，应税收入就得增加50%，否则税收不可能增加。
美国减税后税收能增加么？有人根据“拉弗曲线”推断说能。不错，“拉弗曲线”说过当一国税率超过最佳税率时，降低税率税收会增加。但我们同时也可以这样理解“拉弗曲线”，当一国税率低于最佳税率时，税率下调税收会减少。现在的问题，美国最佳税率是多少没人清楚，减税对美国究竟是福是祸不好说。而可以肯定的是：美国本次综合减税4%，若要保证总税收不变，应税收入就得增长10%，GDP增长就得增长10%以上，我认为美国不存在这种可能。1981年里根减税后，1983年GDP增长最高为7.8%；1984年即降至5.7%，之后便一路下行。
第二个推论：假若美国未来应税收入增长赶不上税率下降，而且国债规模保持不变，那么政府就必须削减支出。此推论的逻辑是：应税收入增长赶不上税率下降，说明政府税收会减少。如果政府不增发国债，显然，政府除了减支别无选择。美国减支的空间有多大？我看到的数据，特朗普拟在军费和医保上下手，今后5年将每年削减1000亿美元。
这只是一方面；另一方面，未来几年美国政府支出可能会增加。据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（OMFIF）的一份研究报告称，今天美国的基础设施已十分陈旧，急需修缮，而且基础设施是特朗普政策框架的核心之一。该报告估算，美国基础设施总缺口约在3.6万亿美元左右，其中交通基础设施约2万亿美元、电力基础设施约7360亿美元、学校约3910亿美元。麻烦在于，美国私人企业并不热衷基础设施投资，PPP也不流行。由此看，美国减支的余地并不大。
第三个推论：假若美国政府支出不能减少，而未来应税收入增长赶不上税率下降，那么政府弥补预算赤字就必须增发国债。事实确也如此，特朗普为了给减税铺路，之前就提出10年1.5万亿的扩债计划，而且去年10月已获国会批准。扩国债意味着什么？“李嘉图—巴罗等价定理”一语道破：“今天的债就是明天的税”。是的，政府借债最终要还，还债的钱从哪里来？当然只能来自税收。这是说，政府发债越多，未来纳税人的税负就会越重，政府发债不过是在预支明天的税。
众所周知，美国是当今全球最大债务国，至2016年底总债务达20.17万亿美元，政府债务负担率超过了100%，人均负债6.28万美元。读者想想，美国原本债台高筑，若再扩债不加税拿什么还债？当年里根执政后也推行过减税，可随后几年便上调各种关税；1982年加大了对企业的税收，1983年提高了工资税，1984年提高了能源税；到克林顿执政时期，美国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，从31%提高到39.6%。
上面三个推论，其指向很明确，一句话：美国今天减税，日后必然加税。事实上，美国现在就在一边减税一边加税。不是吗？比如税改方案一方面提高个人所得税抵扣，同时取消了原来每人每年4050美元的抵扣标准，这样一来，人口多家庭的税负反而比以前更重。要是读者同意我上面的推论，那么本文的结论是：特朗普减税前景不容乐观。
特朗普实施减税，目的是要吸引国际资本到美国投资。特朗普最后能否如愿？我认为很难。我们知道，国际资本流动不只取决于税率高低，同时受原料产地、消费市场、用工成本等诸多因素的约束。而在这些方面美国并无优势，所以特朗普希望用低税率吸引国际资本的想法，恐怕只是一厢情愿。再说，国际投资者不蠢，明知美国今天减税日后会加税，谁会把企业搬到美国去？
